攀钢一号高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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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峡谷2.5平方公里弄弄坪的西北部，耸立着容积1000m3的攀钢一号高炉，这是十九冶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座高炉，是十九冶人从1969年元月——1970年6月在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政治氛围下用青春、热血、汗水和智慧凝铸的一座丰碑。
    攀钢一号高炉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的高炉，它采用了当时国内外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和国内研究试验的成果及一些先进设备，是攀钢一期工程建设的龙头。
    于1965年5月开始入攀的十九冶人，从“三块石头”支口锅开始，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到1966年底，完成了原计划三年完成的攀钢一期建设准备工作。于是1966年底冶金部下达文件要求，一切工作“要围绕1968年底出铁进行安排”，根据这个精神，十九冶于1967年初拉开了以一号高炉为中心的夺铁大会战。但就在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凶猛地越过千山万水刮进了攀枝花峡谷，十九冶各级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被造反派诬蔑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十九冶处于严重无政府主义状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是在不通铁路的情况下开始的，附近又无大城市可依托，一切物资均要通过汽车爬山涉水运进来。当时沿途武斗不断，物资运不进来。攀枝花建设严重受阻，一号高炉到1968年初连基础都未开挖，1968年出铁计划流产。
    1968年5月28日，二号信箱（十九冶对外代号）革委会成立，根据渡口市革委会的部署，十九冶成立了弄弄坪大会战现场指挥部，编制了1969年底出铁战役的作战部署。但当时由于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被“解放”出来的较少，十九冶局面基本还是被造反派控制，生产指挥机构瘫痪的状况未改变，建设形势很不理想，到1968年底一号高炉建设仍未动工。
    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1969年4月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群众的情绪受到鼓舞，革命热情被激发了起来，于是渡口市革委会提出了“六九年一定要出铁，六九年一定能出铁”的口号，1969年1月17日一号高炉破土动工。担任土建施工任务的四公司二队职工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九大”的召开，和受“1969年底一定要出铁”口号的激励，仅用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就使高炉基础达到砼浇灌的条件。经过充分准备，2月12日开始了基础砼浇灌。原计划用39个小时浇灌完毕，但在十九冶各单位和全市各行各业大力支援下，结果只用了11个小时便完成了780m3砼基础的浇灌任务，为结构安装创造了条件。
    但是当时有两个重大问题尚未解决：一是高炉炉壳的制作，二是吊车问题。
    制作攀钢一号高炉炉壳用的是32mm16锰钢板，这种钢板比普通碳素钢板硬度高，要求不能用高温烤，不能进行冲击。用这种钢板制造高炉炉壳在我国是首次。当时攀枝花没有制作炉壳的设备，原计划外委武汉锅炉厂或德阳重型机械厂制作。由于时间和运输等原因，渡口市总指挥部最后决定还是由十九冶来完成这一任务。1969年4月制作炉壳的钢板运到了结构厂。但于1968年组建的结构厂没有大的厂房不说，而且只有一台能卷30mm普通碳素钢板的小辊床，没有大的刨边机和大的行车。原打算从日本进口两台大辊床，时间不允许。困难象座大山挡在了十九冶人的面前，十九冶上下都为此着急。结构厂把这一制作任务交给了肖文启铆工混合组，要求他们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哭也要把炉壳哭出来。
    哭是肯定哭不出来的。共产党员肖文启接受任务后，组织小组的同志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和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小组的同志表示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决攻下难关，圆满完成炉壳制作任务。大家开动脑筋，反复琢磨着如何搬掉眼前的“大山”。没有大的辊床，就把钢板改小，采取压少多辊的办法解决炉壳成形问题；没有刨边机，钢板放样切割后就艰难地用铆枪铲，用电焊补，用沙轮磨；在找圆的时候，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16锰钢不能用高温烤，不能冲击的禁令，用火焰校正，用铁敲打；没有行车，就土法上马，立个木杆，安上滑轮，用绳子拉。攀枝花5、6两月骄阳似火，室外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工人们顶着烈日、冒着高温，烧电焊、抡二锤、铲钢板，挥汗如雨，衣裤全湿透了。经过大家艰苦努力，炉壳制作的难关终于被攻破，并于1970年3月加工制作完毕，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凯歌。
    一号高炉顶部高达60多米，最重的构件达20多吨，没有大型吊车，上万吨的设备和构件是无法安装到位的，但当时十九冶仅有的一台40吨塔式吊还站立在武钢的工地上。为了确保高炉设备的构件的吊装，工安公司决定派老劳模，时任起重工的刘宝祥和王云飞等三人到武钢拆运塔式吊。1969年2月，刘宝祥，这位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被迫逃荒要饭、给日本鬼子当过苦力、受尽了压迫和剥削，解放后走南闯北，参加过鞍钢、本钢、武钢建设，多次获得过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标兵、“铁人”式的工人、被誉为“老高炉”，在攀钢一号高炉设计中又大胆建议将斜桥网形大钢架改为四根平板梁，将炉顶框架方架结构为八字结构，既实用又省钱的“赤脚工程师”、194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于1969年2月冒着沿途武斗的危险，顶着寒冷的天气，与王云飞等人回到武钢后，马不停蹄地组织人连续用28天将塔式吊拆卸下来，装成13个火车皮。尚在武汉的妻子看他日夜忙碌了近一个月，劝他在家休息几天后再返攀，两个尚小的双胞胎女儿也苦苦要他留下来陪自己玩玩。已离家一年多了，刘宝祥何尝不想在家多呆几天，但他一想到前方等着要吊车，就“硬”着心肠决定第二天就返攀。鉴于他患有高血压，又是年近五旬的人了，同伴劝他坐客车走，他害怕在社会秩序较乱的情况下吊车在数千里的运输途中零件有可能被盗失的情况发生，于是便带着干粮提着马灯，和同伴住在吊车操作室押车与货车同行。三月的天气窄暖还寒，加上连日的阴雨，火车一开动，冷风直往吊车操作室灌，他们带的衣服又不厚实，使他们冻得直发抖。火车一路走走停停，经一个多月的努力，比原计划提前两天完成任务，使高炉构件和设备于1969年7月开始吊装。
    1969年上半年一号高炉建设的形势较好。从4月20日开始现场指挥部组织的两万多人管网大会战，到雨季来临之前炼铁区主要的、深的、大的主干线全部完成，防洪部分全部完成，确保了炼铁及烧结不受洪水的威胁。
    但当时仍是造反派领导一切，由年初开始的整党，是按照大搞派性的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庭，张西挺那一套，大批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镇反”和刘少奇主席所谓的“黑六论”，实际上是少数人批干部、批党员、批群众，使刚刚被激发起来的民心又严重受挫。加上6、7、8几个月四川武斗又起，材料、油料、设备运不进来，与一号高炉相关的部分工程被迫停工，使出铁战役部署无法实现，到1969年12月，一号高炉系统只完成全部建安量的27%。
    对此，不仅热爱攀枝花、关心攀枝花的广大建设者心情十分焦急，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69年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四川问题学习班代表过程中，专门讲了攀枝花建设。周总理要求四川省和渡口市军民“要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要政治挂帅，全力以赴，保证1970年7月1日以前渡口出铁，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1969年12月25日，党中央又在成都军区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使十九冶职工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1970年初开始，在全十九冶掀起了一个批判刘结庭、张西挺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谬论，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热潮，并停止整党。凡结合到革委会及职能机构的群众组织的代表一律回基层参加劳动生产，部分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参加各级领导班子，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也从“五七”干校回到工作岗位，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但要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一号高炉系统73%的工作量，其中要完成土石方230m3，砼8万m3，铁路41公里，铺设管道100多公里，安装设备19200多吨，谈何容易。为此渡口市成立了夺铁会战指挥部，提出了“全力以赴，确保七一出铁”的口号，并组织了全市各系统包括十九冶、一冶、十四冶、攀钢、建工、交通、林业、电力，以及铁道兵、02部队、851部队等单位共三万多人在弄弄坪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一号高炉为中心的夺铁大会战，由十九冶统一安排施工计划。
    从1970年元月开始，一号高炉建设形成了一个大干快上的生动场面。建设中十九冶几万名职工顾全大局、公而忘私、自我牺牲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大家发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家，一心想着攀枝花，不出铁水不回家”（当时十九冶百分之九十以上属单身职工）的誓言，上上下下以出铁为己任，一心扑在会战上。有些青年几次推延婚期，一些同志的亲人去世，将电报往口袋一揣，忍着悲痛战斗在施工现场。有的同志身患疾病，劝也劝不下工地。劳动模范刘宝祥因过度劳累血压升高晕倒在现场，被送进医院苏醒后又偷偷跑回现场指挥吊装。电装公司劳动模范陈遂模拉肚子，为了不爬上爬下影响高空作业，在大热的天气里穿上棉毛裤，用绳子扎紧裤腿，以便拉到裤子里。领导一再劝他休息，他就是坚持不下火线。直属机关离高炉工地不到一公里，但指挥、组织施工的不少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吃住在现场，有家在攀的同志几个星期不回家，真正做到“指挥到现场，解决技术问题到现场，供应到现场，思想政治工作到现场。”大家连班加滚班，没有一分钱奖金，谁也没有怨言，而是看作一种“为毛主席争光”的荣耀。
施工中大家不仅争分夺秒的大干苦干，而且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干，采取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方式，开展技术攻关，解决施工中的难题，提高工效和节约建设投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施工新纪录。高炉结构的特点是高、重、大，过去在安装时除了壳体结构和炉顶平台、炉顶钢架实行预组装外，一般构件是单体吊装，在高空组对。一号高炉结构吊装中把大量的高空作业改在地面进行，减少了吊装次数和高空作业组对量，既提高了工效，又保证了质量。整体吊装热风管，二小时就完成了需16小时才能完成的分段吊装任务。高炉斜桥的吊装原计划用60吨胶轮吊进行，但当时十九冶只有一台这种吊车，几处都在等着用它。为了争时间、抢速度，刘宝祥和他的搭挡“孙老八”（八级工）孙衍香师傅琢磨后大胆决定在高炉拉筋上立个灵机抱秆的冒险土办法解决。当时正是施工高潮，每个人的活都是以分秒计算，焊抱杆底盘找不到电焊工，刘宝祥见缝插针请焊工割钢板、焊底盘，在拉筋上立了抱杆，提前15个小时将斜桥吊装到位。一号高炉的下降管有25米长，由单重20多吨的两个构件组成，其位置在离地面64米的高空，上联上升管，下接象鼻管，成40度角，吊装时须不偏不倚上下口正好对准才能焊接，吊装难度很大。建设武钢一号高炉在吊装这个构件时用了48个小时，负责吊装的刘宝祥、孙衍香、陈全智几位老师傅认为在争分夺秒的时刻48小时太长了，决心来个“大跃进”。他们走路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中午在工地吃饭时拿着筷子边吃边比划，晚上又找来一堆资料计算下降管在空中的重心，根据构件的角度找出吊装绳扣的最佳位置，设计吊装方案。为了验证他们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以作到万无一失，他们特地请木工做了个铁皮下降管模型进行模拟吊装试验。因为这样大的东西吊装中一有闪失问题就大了。经过多次试验、计算，最后提出了一个最佳吊装方案，一钩吊装成功，只用了八个小时。
    由于参战职工将苦干与巧干结合起来，一号高炉建设的进度比想象的要快。1970年一季度本体结构和高炉斜桥安装完毕，筑炉公司于3月25日进场砌筑耐火砖，到5月10日砌筑完毕，只用了45天时间。机装公司在高炉设备安装中12天就完成了两个月的工作量。
    但在这关键时刻，高炉的料斗和大钟这两件重要设备还没制造出来，还有2000吨还在全国各地未运进攀枝花。攀钢一期工程所采用设备97%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仅高炉系统的四万多吨设备就由我国26个省市的234个厂家承制。那时正是“文革”动乱时期，有些省的武斗不止，一些厂家派性严重，工人不能上班，工厂被迫停产，设备不能按时制造出来。为了催交设备，设备处在北京、上海、沈阳、武汉、成都、昆明等地设立了设备工作组，随时掌握设备制造进度。对派性打得厉害有可能拖延设备交货时间的厂家一家一家去落实，做工作。工人不在厂里，就到家里请他们回厂生产。有的厂家遇到生产原材料问题，就帮忙解决。设备制造好了，运输又是个很令人头痛的问题。攀枝花建设初期，成昆铁路正在抢修，贵昆铁路也只能通到贵州的安顺火车站，施工机械、各种材料和生活物资全靠汽车北路从成都、东路从贵州安顺运进攀枝花。从安顺崇山峻岭中穿过，弯急、坡陡、路面不平、路基不实。从成都到攀枝花800多公里的公路要穿过大渡河、翻越泥巴山等险川大山。当时正处“文革”闹得凶的时候，运输不是铁路不通，就是公路遇险。话又说回来，为了不影响“七一”出铁，当时十九冶就派专人到负责制造料斗和大钟的富拉尔基厂做工作，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建设攀枝花的有关指示和周总理“七一”必须出铁的指令，使厂里的领导和工人深受感动，他们加班加点于1970年4月14日完成了制作任务。然后设备处又和铁道部取得联系，铁道部下令对运输这两种设备的列车一路开绿灯，结果仅用12天时间便到了现场，比常规提前18天。材料处组织500辆次汽车进行材料抢运，保证了高炉建设的需要。
   1970年5月，一号高炉施工进入决战阶段。为确保7月1日以前出铁，渡口市革委会提出了“战线缩短再缩短，兵力集中再集中”的要求，作出了“延缓烧焦，主攻高炉”的决定。于是设计、施工、生产等部门，各施工单位之间，各行业、专业、工种之间以6月12日的出焦，6月20日出铁为总攻目标，大力协同，互相支援、互相帮助，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施工高潮。广大职工冒着攀枝花5月特有的干热天气，挥汗奋战在现场。工地上到处贴着“决一死战，誓保出铁”、“坚决完成周总理当面交给的战斗任务”等大小标语，彩旗招展，电弧光在闪烁，机器的轰鸣声，汽车来往喇叭声，指挥吊装的哨声，工人推着小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洋溢着浓郁而昂扬的战斗气氛，场面极其壮观。两级机关干部也上前方打增援，各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把施工中的好人好事编成节目到现场演出，进行宣传鼓动。
    5月25日—6月10日高炉设备安装进入歼灭战阶段，主要是炉顶设备安装和调整，为高炉出铁奠定基础。
    经过紧张施工，高炉于6月20日基本建成，6月21日开始烘炉。但烘炉后动力厂的鼓风机、蒸气锅炉和空压机因有的带着先天性的毛病开始运转，不久便暴露出许多问题。鼓风机连续运转不到51小时突然跳闸停风，三天之内空压机两次停机，致使高炉的气动仪表全部失灵。6月28日，高炉装料完毕，开始点火送风。由于在烘炉中鼓风机停风，使高炉没有烘好，送风后各风口渣口都往外流水,给开炉后很快转入正常造成很大困难。一天后，送风刚刚正常，蒸气锅炉又出了事故，造成鼓风机被迫停风，高炉大灌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对7月1日出铁丧失了信心，极少数人甚至说：“如果七一前出了铁，我把铁水喝了。”面对重重困难，机装公司、电装公司职工和攀钢动力厂、炼铁厂职工沉着冷静，紧密配合，一一排出了故障。1970年6月29日4点42分，攀钢一号高炉第一炉铁水犹如一条金色游龙从出铁口钻了出来，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要求。
    1970年7月2日上午，渡口市5万军民在弄弄坪厂区举行了盛大出铁庆祝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明辉、渡口市革委会主任徐驰等出席了大会。刘宝祥同志代表十九冶在大会上发了言，表示要按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今后要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建成攀枝花工业基地。